张宝全与你诠释建筑设计
http://www.fang668.com 日期：08-25 20:25:09| 房地产规划|人气:110次
编者按
让我看看你们的建筑,我就知道你们城市的文化。一位建筑大师如是说。
城市给予人的第一印象,往往透过其外表,也就是建筑来表达的。京城的古典庄重,上海的浮华盛世,广州的朴实生动,都通过一栋栋建筑呈现出来。建筑设计,就是地产的一面镜子。
一个千篇一律的城市,地产市场也一定是平淡的,因为她没有风格,没有差异。相反,一个活跃的地产市场,其建筑风格也是多样的。于是,洋设计和本土设计,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反映了这个城市建筑设计的变化,于是,地产市场也在这块镜子面前慢慢蜕变、成长。
在城市政府逐渐退出微观管制之际,是建筑师还是地产商,主导着城市建筑的风格和形式?在当下,这并非是一个可以不假思索回答的问题。
张宝全:本土设计后劲勃发
见习记者 穆文斌
北京报道
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之一、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先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洋设计和本土设计在中国市场的碰撞和磨合作了一次理性分析。
《21世纪》:洋设计为国内消费者带来了什么?张宝全:我先讲个小故事。当年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回国,他去看一个价格10000多元/平方米的楼盘,谁知完全是欧洲传统建筑。在欧洲,真正住这样房子的全是穷人,有钱人都住现代建筑。很显然,这与国内有钱人追求富丽堂皇的欧陆风格建筑相反。
目前中国建筑洋设计较多且有代表作,国内设计较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洋设计虽然来势汹汹,但我们有学习借鉴的胸襟,在以后的市场上中国的建筑师会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并将之运用于设计中。
现在很多项目表面上是洋设计,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与洋设计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洋设计如现在奥运会一些大型公建,有点形式大于内容。洋设计充斥市场,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市场的原因,也有表象的原因。
《21世纪》:这么说,本土设计在国内市场将占主流地位?
张宝全:前不久,日本一家非常有名的建筑杂志评出目前中国八大建筑,“大”建筑有四个: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还有四个“小”建筑:苹果社区售楼处、远洋艺术中心、艾未未艺术展览馆和陕西马清远“父亲宅”等。前面四个大建筑是洋设计师的作品,后面四个小建筑是国内设计师的作品。
一个建筑打动人不是靠外在的形态,而是靠形式里内涵的文化。本土建筑师靠文化取胜。比如现在几个奥运会中标的大型建筑,除了水立方之外,其它建筑都是中国建筑师参与设计,包括水立方也是由中方建筑对外立面进行了修改,水立方休现了中国的“天圆地方”之说。洋大师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即将结束。苹果社区的规划招标,最后还是本土设计师张永和中标。
《21世纪》:洋设计和本土设计在市场的碰撞中,形成一个怎样的局面?
张宝全:在中国建筑还没有创造力的时候洋大师充斥市场,一旦中国建筑师对市场把握很娴熟的时候,中国建筑师对现代建筑的创作能力可能会超过洋大师。建筑是非常文化的艺术品,建筑师对文化的体现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市场上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拷贝,甚至做一些明清街;要么就是对西洋的照抄,真正的既有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建筑几乎没有。而由本土设计师打造的苹果二十二院街把现代性和民族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可说是中国当代建筑的缩影。这样的作品必须将古典艺术风格融合于现代概念中,这就需要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钻研。
刘力:中国代价──巨资+实验场
见习记者 杨丽萍
北京报道
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的“鸟巢”方案,着实在中国国家体育场的设计竞赛上火了一把。如今,标志性建筑九成是国外设计师参与或设计,从奥运场馆到CBD建设、从世博开篇到文化建筑、从城市规
《21世纪》:“洋设计”的涌入能为中国建筑设计市场带来什么?
刘力:首先谈谈它的好处。首先是技术,中国建筑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外国人怎么盖房子,用了哪些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其次就是理念。好的理念进入以后可以推动中国整个建筑设计市场的进步,中国建筑设计师只要开开眼界就能很快学会,而且,外国建筑设计企业进入中国时基本都是“光杆司令”,需要聘用中国员工,需要与中国同行的公司合作,这样,中国建筑设计师就有机会偷师学艺,把外国好的设计理念学过来。当然还会带来先进的工作方法甚至硬件设备等。但是,“洋设计”在带来好的东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现在对“洋设计”的炒作太过了,出现了一种“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现象。比如中央电视台那个扭曲的门被巨型的钢结构捆绑着,给人不安定的感觉,其重心没有在建筑本身,而是在外面了,是站不住的,但是外国建筑设计师就认为肯定能让它站住,只要肯花钱,几十亿上百亿都没关系,所有材料全部用钢结构就可以了。所以,有些外国建筑设计师的理念是好的,但适不适用是另外一回事,在国外适用的理念在中国就不一定适用。
《21世纪》:“洋设计”炒作过度,与中国的某些体制特别是标志性建筑的招标方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刘力:当然有。公平的投标,谁都有可能中标,但是在中国现在评标的情况下经常不是公平的,首先在选择投标单位上就对国内建筑设计师有一种歧视的成分,国外的大师可以,国外的知名公司可以,国内的就算了,但为了不把歧视表现得太过了,就挑几家大家,如中国建筑设计院(有人将中国的几家较大的设计院称为是“配合型设计院”)。现在,谁也不能肯定地说投标是不公平的,但是谁也不能说投标是没有歧视成分。而且评价一个事物的好与坏,都是需要标准的,是把与传统的结合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交通组织放在第一位,但是现在标准在哪里,是评委的标准吗,但每个评委的标准都是自己,如何来评。比如,金融街的几个投标方案如果不是说大师做的,这五个方案除了各有优势外,其实也各有优劣。其实,国外建筑设计师很多时候也在玩概念。
另外,投标里面也是有艺术,有窍门的。比如,亚运村120家建筑设计单位注册,最后招标了78个方案,78个方案看完后,评委能记住几个,怎么才能让评委记住你的作品,越邪门,越让人想不到,越是标新立异的,如“鸟巢”方案的中标、国家大剧院大蛋的中标,都不排除有这样的成分。很难想象,中国标志性建筑下一个中标的方案会是什么样的“奇思妙想”。而这种所谓的个性根本不去考虑它的实用性。
《21世纪》:如何判断一个“洋设计”是不是该采纳,除了建筑本身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
刘力: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来自于“洋设计”之手的标志性建筑都有很强的个性和风格,也有很好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形象的问题。我们评价一个东西好与不好,要从两个层面去看,如果不谈国家形象,只说建筑本身好不好就很简单了,只是有些时候工程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这也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谈到代价和成本问题,我们会不会因为预算过高,代价太大而放弃呢。这就会有一个国家形象的问题。比如,悉尼歌剧院是悉尼的骄傲,但成本比预算翻了六番,工期延了17年,原以为不可能建成的项目最后建成了,成为全世界知名的建筑,国家和城市的旅游收入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国家和城市的形象效应也是不可估量的。当然,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建筑,但有几个就够了吧,用不着每个项目都要有这种超级形式感,如果每个开发商都强调这种超现实感,盖的房子怎么买,不能以违背消费者意愿的原则去做事,也就是说,该花多少钱来为国家做包装,是不是可以不惜血本地去做标志性建筑,这是国家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对标志性建筑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最主要的还是国家想不想做。
《21世纪》:中国会成为“洋设计”的实验场吗?刘力:如果继续鼓励下去的话,中国就是一个“洋设计”的实验场。因为,北京盖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地方就会很快加以校仿,就像是如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节目主持人有一天不穿正装,而穿休闲装来播音了,地方台立即就会接二连三地出现这种情形,所以,“洋设计”对地方建筑也会带来很大影响。
见习记者苏丝广州报道
“广州房地产市场受本土文化影响,比较务实,设计更加趋向对技术含量的关注。”广州瀚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华)副总经理冼剑雄对本报记者说。这家广州本土最大的民营建筑师事务所,有130多位工作人员,包括40多位建筑师。
冼剑雄透露,这样规模的甲级设计所,在广州不算多,而瀚华每年的产值(冼拒绝透露具体金额)在广州本土设计所当中也是排在前五位的。当然,瀚华的作品很多,从规划到建筑设计,从公建到住宅,分布广州及华南地区。
然而,洋设计的优势无可否认,最近的新机场、琶州会展中心、歌剧院等大型公建项目都是洋设计公司中标的。为什么洋设计乐
盛宇宏与冼剑雄都是师出华南理工大学,但两者有所不同的是,盛一直扎根广州市场,而冼则是在香港历炼多年之后才回内地创业。1990年代初期广州设计市场有个很明显的特征:港味很浓。而在90年代后期,洋设计事务所开始进入广州市场。
洋设计美名难当目前国际上建筑设计收费标准为开发商总投资的8%?10%,香港的收费标准是5%,而国内则规定为3%。在广州,洋设计收费即使比国内的设计贵,但相对自身在外国的收入水平,还是偏低的。但贝尔高林、五合国际、格拉斯比等洋品牌仍然抢手。
“洋品牌在国内相当受欢迎,外资设计公司在与开发商接触时,就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尤其是一个项目在招投标的时候,外资公司基本上不存在门槛问题,尤其是像贝尔高林、泛亚易道等较早打入广州市场并有代表作的公司。”孙奇清对记者说,这位美国SCA建筑环境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经理同时还透露:其实,有时候洋设计也“美名难当”。洋设计在设计理念上处于先锋地位,但他们面临后续服务的问题。例如前两年就有一家外资设计公司,在拿到项目之后,因为公司上层管理的决策性失误,安排一些新手或水平不算高的员工负责一些他们眼里的小项目,后续跟进服务也没有落实。导致现在该公司接单比较难了。
孙奇清也承认在国内,公司的人脉很重要。内地市场在环境景观上的需求越来越大,同区对比,景观做得好的要比其他楼盘售价高出300?500元/平方米。而开发商在选择建筑设计公司的时候,拥有更多的自主性,譬如合生创展和中海地产,这两家大开发商自身都拥有设计师,但每个新项目都会与一个或多个设计师合作。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副院长赵洪洪在谈及本土设计的发展趋势时,分析港式空间设计其实并不受广州人青睐,随着广州越来越多的设计院从国营过渡到中小型设计院,最后改制成民营企业,走的是一条国际化路线,建筑设计的技术含量将与时尚结合更密切。国际上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一般都是私营企业。而目前在广州发展较好的例如瀚华、伯盛等等都是口碑不错的本土民营公司。
接轨国际广州建筑设计还很注重对本土文化的探索,城建总设计院设计的岭南花园,方圆集团的荷塘月色,新光城市广场二期的西关邻里空间都很有本土风味。未来一两年,建筑的市场细分逐渐明显。小区建设增加文化设施也是一个趋势,就如卡地亚在法国巴黎的写字楼总部设置美术博物馆,将公共设施和企业形象很好地结合。时代玫瑰园将广东美术馆分馆搬进了小区,也开了广州楼盘在会所内增加大众设施的先河。也有人说,广州楼盘的概念化做得不够彻底,与市民的接受程度有关。而旭景家园、荷塘月色等概念做得比较透,也很受市场欢迎。关键是这些概念都比较实,例如旭景家园打出“70年代人家园”,正好受众就是年轻一族并以外地人居多。
中海地产是一个很注重建筑设计的开发商,它的楼盘成功之处无不透出设计的市场魅力。记者采访了中海地产设计总监梁连山,从他对各个项目的介绍中发现,建筑设计在销售一环上起的作用很大。从1996年锦城花园到即将于明年入市的中海蓝湾,每一个阶段在建筑设计上,都有领先市场的地方。而且中海地产很开放,与之合作的设计事务所就有贝尔高林、罗蜜庄马以及本土的瀚华等等。而从中海的锦城花园开始,广州已经从模仿港式开始转向了自己的创新,以小高层营造市场卖点,1998年,中海锦苑弃欧陆风格而取简洁生动的设计。目前广州建筑设计仍以欧陆风情,例如珠江帝景苑,以及简洁自然,例如东山雅筑这两种风格为主流。而且也是国际上常见的手法。
霍英东集团项目主持设计师刘珩女士就指出,最近市政府组织的几次公开招投标,大型的公建项目,例如琶州会展中心、新机场、歌剧院等,都是外资公司中标,而海归派和民营企业目前还是住宅设计市场的主流。WY公司的伍晓红就认为,广州是个比较成熟和务实的市场,已经进入了产品时代,设计可以慢慢渗透整个地产建筑行业,而概念宣扬得太多,只会令设计师变得浮躁。
“洋”与“土”的市场碰撞
见习记者 穆文斌
北京报道
房地产开发是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它的投入和产出比例是比较大的,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如果请国外设计师房子就一定能卖出去,相信所有发展商都会请国外设计师,不在乎设计费的昂贵。
近年来,纯粹的概念已不能满足渐趋成熟的消费者,于是京城越来越多的开发商为了吸引购房者,干脆请来国外设计师进行楼盘设计,或者请洋大师作顾问,一时间北京市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洋设计楼盘。这是不是表示洋设计楼盘就一定好卖?洋设计师如何适应内地市场?发展商如何选择?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风格和文化的建筑?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发展商。
洋设计抢滩市场
北京发展商认为洋设计确有可取之处。北京广厦京都
洋设计师非常有想像力,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吕劲认为他们的强项就是对外立面和整体的规划,他们的弱项在于短时间内无法把握北京的建筑规范要求。洋设计师在刚进中国的时候适应性差一些,在做了一些项目之后可能要好一些,但是洋设计师还是缺不了国内设计师和结构师的配合。
北京三里屯新天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鄂俊宇同意这样的观点,境外设计师对商业物业一些先进的经验值得学习,国外设计师优势在于规范和创新。北京锦绣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锋尚国际公寓更是洋设计的混合体,该公司总经理张在东透露,锋尚的规划设计是新加坡的刘太格,建筑外观设计是德国沃夫公司,园林设计是北欧瑞典马哈期达尔公司,节能优化设计是瑞士的凯乐,施工图设计是由张在东创建的威斯顿设计公司。他认为建筑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想出精品,一定要在每一个方面都出彩,一定要在设计上找最好的。瑞士的凯乐是一个建筑物理学家,由此产生了“告别空调暖气时代”的创新之举。
相对于洋设计师而言,本土设计师因为生长、学习和工作在国内,由于国内物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对于别墅、豪宅或其它功能的把握是有局限性。鄂俊宇认为国内地产行业和商业物业发展的历程要短一些,本土设计师的水平有一个过程。有些国内的设计师同样很优秀,开发商没有排斥。
张卫克指出,国内设计师由于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原因可能受一些局限性,也不一定海归或洋设计的都是好的,只是他们眼界可能要开阔一些,国内设计师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水平,需要一个过程。国内设计成本较低,收费低,做不到好作品,从行业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发展过程。从住宅这方面来说,国内和国外的设计差距不大;对于公建项目,还是有一些差距。国内设计比较快,中间论证的过程比较少。甲方要求出一件作品,他们可能几天就出来了,速度特别快,但是对它的平面、立面和整体优化的过程,相对来说有些欠缺。
价格因素
众所周知,相对于国内设计师而言,洋大师的设计费非常昂贵,有的甚至数千万美元,据了解,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开发的三亚亚龙湾红树林酒店仅设计费就三千万人民币,中标的是一家美国的设计公司。北京锦绣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在东认为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设计费太低。洋设计师作一个项目的设计费,国内设计师可能要作八个项目,在同样时间的情况下,洋设计师就可能出精品。发展商选择洋设计与市场有一定的关系,不同的楼盘针对不同的目标客户群,有的目标客户群对设计比较重视,比如别墅或高级公寓等豪宅,那么发展商需要聘请昂贵的洋设计师来设计。
北京德邦筑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桥认为,房地产开发是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它的投入和产出比例是比较大的,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如果请国外设计师房子就一定能卖出去,相信所有发展商都会请国外设计师,不在乎设计费的昂贵。
然而,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反映是洋设计与本土设计的主要区别。张在东认为,洋设计在建筑技术上要比国内设计师略胜一筹,而在建筑文化方面比较弱。
发展商“洋为中用”
北京发展商在洋设计面前如何把握和取舍?张在东告诉记者,发展商也想省心,把设计全部交给洋设计师,但又担心他们出的户型让市场接受不了。发展商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洋为中用”,既要驾驭洋设计师,又要有鉴赏判断能力。设计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有成功的楼盘。不管是洋设计师还是国内设计师,对外都要满足目标客户群体的接受,对内要指导产品的生产和制造。北京很多项目采用洋设计师作顾问,洋设计师与国内设计师组合成一个盟军,洋设计师做的工作充其量不过20%,其它80%的工作由国内设计师完成。
鄂俊宇透露,线外机构的设计师包括国内和国外,有大陆的,也有港台的。其中内部结构的调整是美国的一家公司来做,立面是由八个艺术家兼设计师根据他们对主题的理解来做,这种建筑设计属于混和型。12月9日,线外机构在三里屯藏酷酒吧召开研讨会,通过艺术家、建筑设计师和三里屯一些商家对其建筑进行评判,希望该建筑达到最完美的境地,希望得到三里屯众多商家的认可,符合三里屯地区的特性,也符合该项目的主题定位。
多元化趋势
吕劲向记者介绍,富力城的建筑设计也是集体创作出来的,有北京建筑师、广州建筑师和香港建筑师等。
现在市场有难度了,大家真正希望把产品做好,北京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出好作品的年代了,但不可能全部是好作品。以前北京的建筑物由政府来决定,很多建筑物被加上了“绿顶子”。现在市场化了,没有哪个首长来决定建筑物的设计,业主们变为建筑师设计的引导者。
中国的地块有一个很大的特征: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去控制地块,他们有很强的影响力去左右规划部门,规划部门也是无计可施。这样北京市场就会产生一种多元化的建筑风格,北京是很大气、很大度的,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北京本身就是一个混合体。
张桥又强调,亚澜湾的DIY理想彻底颠覆了所谓的建筑设计,业主成为自己房子的建筑设计师,只要所提供的户型符合政府有关该项目容积率、绿化等条件,发展商愿意为业主每一套房去政府办好一切手续。DIY的结果是亚澜湾的建筑风格可能完全迥异,呈现一种多元化风格。
知名设计的价值
见习记者 肖 雄
上海报道
正是因为消费者对品牌设计单位的认同,一时间,在各个楼盘的广告上,建筑规划和景观规划的品牌公司,特别是很多外资的品牌设计公司都成为了不少项目推广的重点,外资设计公司涉足地产市场的脚步开始加大。
“一定得是最好的黄金地段,雇法国的设计师,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影《大腕》里的一段经典对白也许在告诉做房地产的人一个道理,在选择完实现产品的载体———土地之后,构筑产品灵魂的设计师将成为整个项目运作的关键。
“我们就是要选择世界上最为优秀的设计师来构造这个产品。”宝湾东方董事长李可用一种不容质疑的口气表示,在李可的办公桌上,一个写字楼的模型像玩具似的摆在一边。
按照目前的设计方案,这座大厦将是一座高48层的椭圆形螺旋式建筑,在螺旋上攀过程中旋转90度。从一侧来看,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底部宽大,顶部较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几乎完全倒置过来———顶部比底部宽大。这座代号为“X3-2”写字楼将坐落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届时将与沪上已建的汇丰、中银等浦东顶级商务写字楼齐名,成为陆家嘴又一新坐标。
在美国做了20多年高档物业开发的李可近十年来一直在关注中国地产的发展,现在他认为时机成熟了。李可的开发思路与大腕中的那段对白的开头几乎是不谋而合———“选择最知名的地段、做最优秀的产品”。
“在与国际资本的沟通之中,这样做无疑是沟通成本最小的。”李可道出了他的本意,20多年的美国地产职业生涯让李可对国际资本的运作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并且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
李可表示,由于地缘和人文背景的差异,使得国际资本与中国的地产之间存在着非常高的沟通成本。而为了减少这种成本,只有选择国际资本最为了解的地块,做他们最容易接受的产品。
在地块的选择上,陆家嘴无疑是举世瞩目的焦点,据了解,“X3-2”地块是陆家嘴目前所剩的为数不多的土地,批租价达到每平方米600美元。而担纲“X3-2”设计的是世界着名建筑师贝聿铭的两个儿子贝礼中和贝建中(已故),这将成为贝氏家族在上海的首个作品。
贝氏建筑师事务所的介入,使得国际资本对于这个还只停留在设计阶段的项目有了充足的信心。这家事务所设计的建筑遍及全世界,在中国就有包括位于北京的中国银行总部、澳门科学中心、苏州文化博物馆等等。
“国际资本对于产品未来的实现应该是没有什么担心了,现在来找我们的国际资本很多。”李可拿出一叠表单,几十家国际金融机构的名字依次排下,其中不乏在国际上非常着名的投行。
洋设计进军上海
“X3-2”地块还只是外资设计公司进军上海房地产行业的一个侧影而已。
随着上海房地产业的日益成熟,市场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做最优秀的产品”成为了很多发展商的需求,很多国际知名的设计公司开始涉足中国地产市场,成为了地产商产品实现的重要助手。
即使拥有了自己的建筑研究中心,万科还是在自己的楼盘中融入了不少外来的设计力量,
而一直倡导“专业之道、惟精惟一”的金地集团,在其项目的推广中,对品牌设计单位加拿大P&H国际建筑师事务所也是不吝金钱。金地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助理何大江表示,品牌的设计单位对消费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对项目的销售会起到促进作用。
正是因为消费者对品牌设计单位的认同,一时间,在各个楼盘的广告上,建筑规划和景观规划的品牌公司,特别是很多外资的品牌设计公司都成为了不少项目推广的重点,外资设计公司涉足地产市场的脚步开始加大。布满脚手架的上海无疑成为了外资设计公司展现设计思想的理想场所。
“目前上海光设计单位就有5000到6000家。”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蔡镇钰工作室的建筑师曾莹表示,而这几千家设计公司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于海外的设计公司,或者是在海外注册的设计公司。
曾莹表示,由于文化背景相同,这些公司较容易得到外资房地产公司的认可,成为外资地产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
外资设计的门槛
“现在外资设计公司占到上海中高端设计市场的三分之二。”上海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任设计师黄宇良表示。
业内人士介绍,一个项目的设计费用包括概念设计、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装修设计费用等,目前上海市项目的规划设计费用水平大概是多层每平方米50元,中高档次的高层项目每平方米100元以上。根据上海市一年的开发规模,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在2000万平方米,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在1800万平方米,按中高端市场占三分之一计算,光中高端市场这一块的整个市场一年的市场空间就有6个多亿。随着产品素质的提高,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在不断的增大。
“目前在建筑设计方面,外资的企业还只能做方案,不能做施工图。”曾莹表示,由于法规的限制,外资企业还不能完全地占有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在很多规划设计的领域,外资的设计公司还不具备有相应的资质。
正是由于这种限制的存在,使得很多外资公司在进行项目设计时,不得不选择一家国内的合作单位。黄宇良表示,“通常的话,我们会向发展商推介一家国内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来帮助我们实施。”而一些外资设计公司已经在思考突破这个瓶颈的方法,黄宇良告诉记者,着名的设计公司“王董”就是通过收购国内设计公司的方式来绕开这个政策的门槛。
“优秀建筑”的悖论:“土”抑或“洋”?
本报记者 袁一泓
北京报道
不是外国建筑师将北京变成实验场,是有着“撼人的尺度”、“可爱的滞后感”、“难以置信的巨大权利”的北京,令他们更具有实验性(或投机性)。
“上海的建筑是我们学生时代老师打分给‘B-’的作品。上海有建筑,但却没有艺术。在造型设计上,上海是一个胆小的巨人。这样的建筑师无法使上海成为未来的大城市。”这是日本着名建筑师矶崎新去年11月在上海双年展“都市营造”国际论坛上的发言。
矶崎新的话值得所有中国建筑师和开发商一次又一次回味,如果他们还有这样的空闲时间的话。因为矶崎新评论的绝不仅仅是上海的建筑和建筑师,他的话适用于整个中国的建筑和建筑师,当然包括北京。
“没有艺术”的建筑,也有人称之为垃圾建筑,换言之,不是优秀建筑。中国,或者说,北京,没有优秀建筑吗?
“二三流建筑师”充斥市场?
矶崎新所指称的这些“没有艺术”的建筑,并非都是由本土建筑师设计的。
“前几年,大量的洋建筑师是来中国混饭吃的。很多是二三流、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建筑师。有的只是些外国留学生。你说他们能设计出优秀建筑来吗?”建筑评论家、《建筑师》杂志副主编王明贤先生对本报记者说。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屈培青也持同样观点,“许多开发商只是用‘洋设计’来炒作罢了,他们也知道,并非所有国外建筑师设计的都是好作品”。
王明贤转而指向中国建筑师,“我们建筑师的水平,就像中国足球队(当是指男足)在世界足坛的水平一样”。如果按照王明贤的逻辑,那中国建筑师也是三流水平了。王明贤说,80年代以前,建筑师被压制得很厉害,没活干;90年代以后,活多得很,大家都忙于挣钱,根本没时间思考。“建筑师最害怕遇到的两件事,都让中国建筑师遇到了,你怎么能期望他们设计出优秀作品、经典作品来?”
日本山本理显设计工厂建筑师、北京建外SOHO总建筑师迫庆一郎最近谈到,他们在与中国“一些从国营的大设计院出来的35岁以下的年轻
青年建筑师马清运和艾未未都不同意将建筑师分成一、二、三流。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首席设计师马清运说,出色而努力的建筑师对任何建筑类型都会作出最佳的判断,完成一件出色的作品。但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抽象要求的住宅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平庸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住宅做得越平庸越好,马清运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地标里,那问题就更大了”。艾未未也认为,所谓建筑的优劣,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优秀的建筑当然有它自己的特征,但不一定是建立在同一个标准之上,因为当代文化本身就是分裂的”。不过,当本报记者请他列举近些年他认为是优秀的建筑时,艾未未沉吟了一下说,“我找不到好的建筑的指向”。
优秀建筑在未来?
“几百年前,陶渊明、曹雪芹都能设计自己的庭院和园林,而当代的建筑究竟向我们奉献了什么样的作品呢?”王明贤说,“建筑的落后,主要是因为建筑文化观念、文化素养的落后,本质上它显示的是中国人文的衰落。”他认为,现在强调提高全社会的建筑文化素养,“现在可能还不算晚,80年代我们都以为建设量很大,到了90年代往后一看,80年代根本没有就没建什么东西,再过10年,看现在也会是一样的感觉”。
为王明贤的话作佐证的是,2002年,我国城镇住宅竣工面积达到6.8亿平方米,而90年代以前不超过1亿平方米。按照一般老百姓的逻辑,这么大的建设量,为什么就没有公认的优秀建筑、经典建筑出现呢?
艾未未认为,我们是用十几年时间在走西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程,建筑水平与建设量当然不会匹配,中国建筑不得不为自己所走的弯路付出代价。马清运说,当居住的形态问题、物理问题、城市问题、社会问题、生产问题等成为出发点的时候,离经典建筑产生的时间就屈指可数了。艾未未说,优秀的建筑,必须建立在准确定位于我们自己的美学标准之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李兴钢12月3日在与扎哈.哈迪德(ZahaHadid)、WinyMaas维尼.马斯(荷兰)、承孝相等着名建筑师对话时也认为,“非物体之美、空灵之美、平静之美或者意境之美,这种美和这种哲学,是挽救我们的城市、挽救我们的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挽救我们文化的唯一出路”。
在中国,在北京,没有任何建筑师可以轻忽安德鲁、赫尔佐格、库哈斯的存在。不仅仅是大型公建项目,美国KPF公司、德国SOM公司以及像狂飙一样的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刚刚中标潘石屹的北京物流港项目“SOHO城”规划设计方案)等,甚至已开始染指中国的住宅项目。他们的到来,令北京更像是一个世界建筑设计的“实验场”。但是,马清运说,不是外国建筑师将北京变成实验场,是有着“撼人的尺度”、“可爱的滞后感”、“难以置信的巨大权利”的北京,令他们更具有实验性(或投机性)。而且,北京要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还远远不够,因为还没有人对都市的模式进行探讨,对居住产业化进行研究,对历史保护的现状进行质疑,对现行的法规进行挑战,而这些才是今后若干年我们回头看北京时必然要想到的事。“但就像并非外国建筑师将北京变成实验场的道理一样,外国建筑师实验性还不够的原因也不在他们,而在于,我们的城市要什么,要什么样的实验。”
与王明贤认为大批中国建筑师未来将不得不沦为外国优秀建筑师的画图工具的观点不同,艾未未说,未来几年,中国建筑师完全能设计出优秀的建筑作品来。马清运肯定地说,“真正能担负起实验的社会重任的建筑师,依然是我们的本土建筑师”。迫庆一郎也表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建筑家的抬头,只是时间的问题”。
判断一个项目的好坏,只能老老实实地审查它的产品和服务,至于它是不是“洋设计”,并不能完全代表项目的品质。国外设计师进入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东亚经济的发展给很多外国公司,包括建筑设计提供了机遇,这些公司有到中国拓展业务的利益趋动。而中国市场一开放,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与求的契合,成就了一些项目。但是仔细对比还会发现,境外建筑设计的作品也并非都是“上品”。原因何在?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加拿大宝佳国际建筑师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高志。
《21世纪》:目前,在一些标志性建筑的招标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国建筑设计事务所中标,如何看待“本土操作”和这些“外国的和尚”?
高志:外国建筑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取胜的比较多,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家电行业一样,20年前,我们都还看的是日本的电视,然而,后来,我们能与日本合资了,今天我们绝大多数家庭都看自己生产的彩电了。建筑设计行业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并用开放的心态去付出一些商业机会给那些先进的人。中国人早晚有一天会在这些标志性建筑中有更多的中标机会,这一点我坚信不移的,这只是一个过程。就像在法国十大建筑中只有一两项是法国人自己的作品,而其他都出自于外国人之手,而美国世贸几百个方案,最后中标的是一个德国事务所,但我们不能说法国人不行,美国人不行。我们也应该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要采取一种全球化的观点,哪个更好我们就用它,同时,大家都向这个方案去学习,去借鉴,这样才能真正带动中国建筑设计的产业发展,所以,国际
《21世纪》:有建筑设计界人士说,目前中国建筑的风气不能让人欣赏,中国正在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对此,你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高志:一个城市的规划好坏,不仅仅是取决于建筑师和规划师,甚至有些时候还会有政府官员的原因,或者就是城市发展太快造成的。所以,对于外国建筑设计师,我们还是要理性、冷静地看待。外国建筑设计师不是个个都那么棒,在国外,建筑垃圾也很多,只是我们在引进的时候,有时候把垃圾挑进来了还浑然不觉,以为是把好的东西引进来了,并且按照好东西的“标准”来要求它。而真正好的东西没有挑来。我觉得大浪淘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在看到大量“洋设计”涌入的同时,也要看到,每年还有很多公司在国内市场坚持不下去,走人了的。所以,对于“洋设计”还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建筑设计师。
《21世纪》:你认为,现在在中国建筑设计市场上的“洋设计”都有哪些类型的公司呢?
高志:我认为有四种:大师、小师、老师、巫师。第一种是大师,就像贝聿铭。大师一般都是身价高,身段高。所谓身价高就是设计费用高,而身段高就是指,即使有项目给他钱,他都有可能不做,他怕因别的原因做砸了,他们的腰不能弯下来。第二种是小师。通常在SOM、KPF、矶琦新、宝佳等这些公司里的建筑设计师。小师可能不是特别出名的建筑设计师,但是公司是非常出名的公司,所以,公司不可能因人而失,无论是个人角度还是公司角度,他都要对建筑本身负责,所以通常对建筑水平的要求也会非常高。而且这些建筑设计师的团队都比较强。第三种就是老师。其实就是“老实”,这种公司在国外是真的有水平,但是名气不够,这种公司真有好设计师,真有好团队,但是就是不擅长商业运作,不会玩中国人玩的东西。这类公司收费不会太贵。对中国建筑设计影响最好的应该是第二类和第三类建筑设计师。第四类就是巫师。就是一些留学生找个国外的牌子,这样的公司水平不高,但是公关能力非常强,商业炒作的手段非常高,这样的公司在短期内还是会取得“巨大”的成绩。
对付这样的公司,就需要开发商要有一个判别能力,需要查一查他在国外的一些作品。
所以,“洋设计”中出现一些水货,一些假货都是很正常的,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但是,一旦第二、第三类公司在中国站住了脚,巫师类的建筑设计师就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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